长篇转载：危局上的城

高群书是电影《东京审判》的导演，下面转载的这篇的文章是他写的关于这部电影拍摄的记录，充满艰辛和无奈。电影如何另当别论，但如他所言

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我在如此的危局之上，惨淡建了一座城。

能最后上映，已是非常不易的了。其中有一段高群书谈到电影如何通过经营主流题材的来救市，这让我想起昨天晚上看到崖小暖写的《漫画这个处女》，是他关于如何振兴国产漫画的想法，也提到了要把握主流题材的问题，而且他们说到的都是中日题材。现实的限制是如此之多，要在其中找寻自救的办法不是一件易事。

这篇文章发表在《读库0603》上，有意思的是下面转载的版本和 《读库》 上刊载的版本比起来要多一些内容，看来发表出来的还是作了删改的。

危局上的城――电影《东京审判》拍摄记

文/高群书 原载《读库0603》

电影对于我，只是一份工作，一次需要身心和全部智慧都绷紧的进攻，一次充盈着欢爱，情致，愉悦，酣畅的表达，一种混和着理智的锋刺和感性的昂扬热度的渲染。
虽无关乎神圣这样的字眼，但不应该是精神的秽物。
是在建一座城。
――题记

开始是一个轮回

以《东京审判》这样一个电影和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方式开始我的电影之路，说实话，我心有不甘。

但你永远无法把握自己，你的一生总是被某些突如其来的偶然因素所左右。
有时候是一句话，一段感情，一次了无生趣的饭局，甚或一次无来由的蛊惑。
总之，在你还没有打完底色，画好唇线时。窗外有人喊，嗨，该你了。
于是匆匆上场。
当大幕在我面前一点一点拉开，我渴望听到喝彩，听到欢呼，甚至咒骂。
但我不想看到，那是一次危局之旅。

我和梅汝?的相遇绝对是天意，就像1998年我遇见了闻一多一样。
那次也是这样阴差阳错，先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生产处主任李汀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拍《闻一多》，那时候我正在筹备《嫂子》，就婉言拒绝。但之后一场灾难不期而至，灾难过后我集中精力蜗居在左家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一间单身宿舍养伤，每天晚上在满楼道的花腔男女高音的免费伴奏下成宿打麻将。
基本上无所事事。
1998年12月24日，我再次接到李汀的电话，问我现在是否还有兴趣拍《闻一多》，我当即答应。
原来，这个由陆天明编剧的剧本在一系列的著名导演处辗转数月后，李汀还是觉得我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出身的业余导演更合适一点。
而在此之前，我拍过的最长的戏是五集。
后来我竟然觉得那个灾难就是为了让我能和闻一多相遇而设置的。

而这一次同样如此，在许多著名导演手里晃荡了一圈之后，一个叫《远东国际大审判》的电影剧本毫无征兆的来到了我的面前。
难道我真的听到了命运的敲门声？
这一切都有点象那部Milcho Manchevski1994年获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电影《暴雨将至》。

仅仅用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俗话来定性这次奇遇是愚蠢的。
在你有了一个目标后，不要去煞有介事的规划时间表，只管做好准备，等待上场。

就这样，我的电影开场了，虽然那时还无法预料在我面前铺开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一个叫梅汝?的人在1946年的往事


2005年，北京。
夏季照例是转瞬即至。对我来说，这将是个糟糕的年份。
先是在长春，一个叫《父亲》的电视剧，因为世道人心的悲凉莫测，我把它停了。
经过一番闪转腾挪，我监制的另一部戏匆匆上马，一个诡异的悬疑剧。我长出了一口气。

这时，我接到郑欣的电话。
这是2005年四月份的一天，郑欣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拍一个电影。我问什么电影？郑欣说一个主旋律的题材，好像是审判二战战犯的。我说剧本怎样？郑欣说你看看再说吧。
第二天郑欣送来剧本。郑欣说尽快看，对方很着急。
剧本叫《远东国际大审判》，关于1946年中国政府参与东京审判的题材。是以中国法官梅汝?为主角的。
当时我对梅汝?基本上一无所知。
我迅速上网搜索了一下梅汝?的名字，吓了一跳。
这是一个象极了闻一多的人物，若干年前，我为央视拍电视剧《闻一多》时，曾经这样写道：闻一多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企及的人物。
梅汝?更是。
闻一多的骨头最硬，朱自清的胃最硬，而梅汝?的肩膀最硬。所谓铁肩担道义啊。
在拍摄《闻一多》时，我沿着闻一多的生命轨迹查阅了他的一生，尤其是从清华到西南联大，从北京到昆明，那个时代的文化名人，即使是潘光旦这样致力于强国优种的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因为和闻一多私交甚密的缘故，我也约略知道其大致生平，其他如李四光，朱自清，罗隆基等，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了名字之外的许多事情。当时梅姓学者，好像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而梅汝?的名字很陌生。
后来上网仔细搜索才发现，他是在随南开大学迁往昆明途径重庆时，被时任教育次长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先生截下来，就地担任了该校的法律系教授，一直在重庆。
关于梅汝?的生平介绍主要集中在东京审判时的所作所为，但也很笼统，比较详尽的是梅汝?自己写的半本东京日记，和一本写了一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历史是一片海。
一旦成为历史，一个大人物所占的地盘并不一定比韦小宝这样的无赖良民更多一些。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历史的公正性。历史和现实一样，不张扬的人总是会湮没在人们庸俗而短见的注意力之后，哪怕是梅汝?这样一个气节贡献兼俱的法学家。

梅汝?的情况还算特例，因为他最辉煌的时候是国民政府的派遣法官，而不是目前的执政党共产党。这样想来，他被历史忽略也就情有可原了。
政治，也是左右历史的必然因素。
不知道梅汝?先生在东京面对法庭上28名战犯时，在审判结束后拒绝了国民政府授予的司法部长的头衔辗转从香港回到大陆时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被历史语焉不详吗？

据记载：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但实际上就连我这样一个伪读书人对梅汝?也知之寥寥，更不用说全国人民还有几个人能记起梅汝?。
更何况，我们所处这样一个繁花似锦的娱乐时代呢？
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件事，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理由从历史的逼仄缝隙中，将之显现放大。
这不是责任，而是愧疚。
梅汝?照出了我的无知和虚妄。

我知道，我首先面临的是沙里澄金的艰难跋涉。
但也许不为人广知，才更有发现的意义和乐趣。
好在梅汝?有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
梅汝?说："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那时候可以依赖的只有那本梅汝?日记的片断和一个叫《丧钟为谁而鸣》的纪录片。

一直以来我想我的第一部电影肯定是个主流片，这可能是我一直没有把电影看的象别人那么神圣的缘故。
中国电影至今不甚了了的原因我认为更多的是因为电影产业结构的残缺导致，中国电影一直象一个只有四肢没有躯干的怪物一样，因为畸形的四肢肿大让人似乎以为身体已经长大，等看清全貌后便又以为所有的人都只有四肢没有躯干，由此导致人们对整个中国电影的失望。

非典时期我买了张平的《十面埋伏》，后来又买了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电影版权，为的就是做主流片的打算。
说句大话，我想扳过中国电影这一局。
中国电影不应该只有创下票房奇迹后恶评如潮的鸿篇巨制和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所谓艺术片，中国电影的根本出路在于主流片市场的良性培养。
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也会导致很多大师或准大师的不快和嘲弄。

梅汝?。东京审判。主流片。那是那几天大脑里萦回不去的关键词。

饭局决定上层建筑

但接下来的事情不是当即动手，而是出席饭局。

在随后的几次饭局上，我见了与此片有关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决策者，投资者，拉赞助者，艺术总监，编剧，领导。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这些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忙碌着，直到也在一次饭局上遇到了湖北沙隆达集团副总裁郑天华。
郑天华的进入使这个差点再次成了一个宏大正义的美丽童话没有停留在某些人的嘴皮子上。

我感觉到了信任和轻慢，甚至不屑，或许还有不以为然，但这些我都并不在意，因为，在这个讲究资历或建树的专业电影圈子，我毕竟只是个业余的电视导演。
我也相信这些人的忧虑根本不是出于负责，而是害怕自己利益和把控力的失去。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专家，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怀在这些伪专家身上，比如那些伪科学的发明，哪个不是受了专家的鼓励而隆重推出的。只是一旦失败，那些专家都会比始作俑者更会推卸责任而已。
实际上，越是所谓的圈外人越看重自己的直觉以及事物的规律性判断。

郑天华进来后就提出找一个年轻点的导演，他们就找到中国合拍公司前老总郑全刚先生，让郑先生帮助找导演，郑先生就想到了我。

我至今清楚地记着和《远东国际大审判》的制片人制片人，制片主任牛刚见面的情景，那是在郑全刚办公室，他们是后来的。
制片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稿酬我不谈，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我来拍这个电影不是为挣钱来的，要挣钱我还是拍电视剧。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剧本可不可以改？二是资金到底有多少可以落实？有多少不要紧，关键是可以确定多少。如果这两点不能答应，我宁可不拍。我一直在准备着做电影，这个电影我想拍，但不是非拍不可。
说实话，在这年头，电影投资是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详情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制片人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我们这个电影是国家"双重"影片，特事特办。一切由他负责。
在此之前，因为受各种媒体消息的影响我一直对电影审查视若畏途，在我的印象里，许多片子都是因为导演改了剧本导致最后审查通不过。制片人的承诺让我放下心来。
当时制片人给我的感觉有点吹牛，但这样的人电影圈太常见了，很多时候也是这些能吹牛的人才能把资金拉来。实际上中国很多大片都是这些人做成的。
在电影圈，吹牛不是罪，把牛皮吹破了才是罪。

第一次见面双方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制片人当场拍板说这次终于找对人了。
晚上郑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投资商要见我。

第二天我见到了电影的真正投资商郑天华。
这是个儒雅谦逊的人，一眼望去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男人，和制片人恰好截然相反。
饭局设在浪淘沙，我再次先到。
这次饭局主要解决的就是我的资格认证问题，说实话，我一直还算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尤其看不得对我的不信任，但事已至此，我也没必要拂袖而去，并且老郑对我很客气，见面就说很喜欢《征服》。这种恭维永远受用。
我对电影和这个片子的阐述让老郑打消了对一个没拍过电影的业余电视剧导演的疑虑。别人打没打消我不知道。估计都没打消。
然后就问我能不能保证在8.15之前上映，我说这没什么能不能的，只要条件充足，方案合适就行，我举了《老鼠爱上猫》十二天拍完，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十八天拍完的例子，说明电影并不那么可怕，我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总把电影搞的那么神秘，香港电影和韩国电影就没那么玄乎，把电影搞的如此神秘的人都是在故作姿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不同凡响而已。
我还阐述了一个谬论，就是电视剧比电影难拍，一个导演把电影拍好不是本事，把电视剧拍好才叫本事，这种说法让在座的诸位有点吃惊。
一个投资600万的电影，拍摄周期假如是六十天，而长度只有不到三集的量；而一个二十集的电视剧中等投资也是600万，拍摄周期也是六十天左右，而完成的长度却是六个电影的量，每天的工作强度和密度都大大超过电影，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拍出的电视剧还能让全国人民目瞪口呆，难度当然要大了。何况电影只要把人忽悠进电影院，观众花了钱，又在一个黑乎乎的环境里面对着硕大的音响暴劲的银幕，稍微好看就能把人吸引住，种种优良条件都是你无暇去为一些瑕疵而拂袖而去，除非实在糟糕或失准。而电视剧的观看环境是客厅，干扰的因素巨多，比如电话响了，敲门声响了，孩子哭了，老婆闹了，一个电视剧导演必须和如此多的不利因素斗智斗勇才能把观众按在沙发上，何其难啊！更何况电视台又会经常想出一些类似超级女生这样的恶招，这些都是在考验一个电视剧导演见招拆招能力。
我经常说电视剧是一次马拉松式的精力充沛智慧倍出的泡妞过程，而电影是一次做爱过程。
把这两招参透了，无论电视剧还是电影，都会无往而不胜。个中真谛，难以言传身教。
我的一番演说不管是否真的让人信服，但起码没有反驳，主掌局面的郑天华挺高兴，连连敬酒。
但这次饭局给我的印象很糟糕，以我千里走江湖的经验我感觉里面玄机很深，但这也很正常，我主要担心的是资金，当然老郑也大略介绍了一下资金情况，大意是如有神助，他也是刚刚进入，感觉今年的形势利于此片拍摄，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何况又找到了高导这样的高人。宾主频频举杯，气氛相当热烈。
那时候我只能倚靠网络来清晰我对梅汝?和东京审判的认识。
我先在网上查了沙隆达集团的背景，网上资料证实老郑所言不虚，然后就主攻东京审判背景资料，那天最大的收获是查到了中央电视台拍的纪录片《丧钟为谁而鸣》，我赶忙打电话给老郑，让他派人去买光碟。
我在上网的同时我心里大致形成了基本剧作方案，就是我后来在导演阐述中说的：
"《东京审判》将探索主流电影类型的创作和运作模式。
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成熟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是否有稳定的以主流片为主的产业结构。
比如美国，比如韩国，比如泰国。
仅仅有艺术电影的国家的电影市场一定是困顿和不完整的。也一定是幼稚和偏狭的。因为靠艺术电影撬动业已冻结的电影市场肯定力不从心。
电影救市，必须始于主流电影。
主流电影的一个根本形式就是循规律而动，但这和循规蹈矩无关，而是说必须依照主流电影的规律，强力放大类型片应该具有的类型因素。

从具体样式上，《东京审判》将以纪录片的诗化叙述样式来起承转合并强化背景情境力量，在凸现强化历史真实感的同时，渐渐过渡；以近乎舞台式的强烈对峙和冲突为故事核心，次第爆发，层层第进，推动故事渐入佳境，并最后导致高潮；而中间兼以情感剧情片结构的复线来填补和扩张故事中人物命运，透过拓展大审判事件的外延而将军国主义对具体个人的戕害和对日本社会的荼毒的主题深化，使警醒的意义更加深远。"
也就是说，我想把场景高度简化，集中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意味的舞台，因为法庭是日本陆军军部礼堂改建的，战时军国首脑们以此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中枢，极尽耀武扬威，但物是人非，顷刻之间同样一群人却成了抖抖嗦嗦的阶下囚，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何况也契合此片风格和剧情要求。
当这个想法成熟后我才心里真正有了底，即使这次拍不成，我自己找钱也可以拍成此片，对于拍电影，我历来没有担心过资金问题，我在电视剧行当的良好人脉足以解决电影资金。
未雨绸缪，许多无意中种下的种子，一旦偶遇甘霖，就会自然萌芽。这是我的人生信条。

主流片的非主流运作方式

人的怀旧总是有道理甚至实用的。

我一直对这个圈子抱有戒心，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在这个江湖里混来混去的严重心得，并且每每被我言中。
我还是决定找一些和我合作过的人一起做，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做电影，以我的性格，肯定会得罪不少人，当然也会因为陌生露一些怯，比如我根本弄不清电影镜头的焦距，弄不清出电影胶片的型号，但也就是这些，除此之外，我看不出电影和电视剧的其他区别。
我始终认为，电影和电视剧的区别是在认识上，而不是技术上。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电影的特殊要求，如果按照常规的运作方式，显然有点缘木求鱼，起码也是文不对题。
在中国，我们也已经开始声讨人 治，但其实这实在是不负责任的姿态炫耀，或者是一厢情愿的臆想。中国没有经历资笨主义社会训练的一个根本恶果就是缺乏职业精神。包括技术层面的和心理层面的。好逸恶劳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常心理。
在一个一点也没有经历过民猪洗礼的国度里妄求民猪只能是有害无益。
民猪决策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外，我看不出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太多的人急于表达，但有多少人真正思考或调查研究呢？
我的经验就是让少数人说话，多数人干活。必须强调个人意志的力量。
一切以我为中心，严格贯彻导演绝对中心论。必须用一种绝对权威的非主流方式来运作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要求的主流片。
这是危险的，但也是有效的。

我告诉制片人制片人，一切必须按照我说的落实。毋庸置疑。
我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包括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和倒计时工作表，我把它贴在书桌的上方，每天晚上把第二天必须落实的事情写在上面，以便跟进各部门的工作进度。
我把给我写了一年《十面埋伏》的胡坤扯了进来帮我弄剧本，条件就是《十面埋伏》可以再次延期，胡老师当时心有不愿，这种费力不讨好也不挣钱的傻毙事没有人愿意干，但他没有拒绝，后来他说他知道我不会轻易向他张口的，一旦张口，肯定就是山穷水尽了。
这个电影，胡老师是我最感激的朋友之一，也是后来跟着我在审片后一起泪流满面然后又三个人喝了二斤二锅头的白脸汉子。
胡老师，单字坤，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90级毕业，因在徐静蕾的《我和爸爸》里饰演一个刁钻刻薄的湖南小赤佬而击败张国立孙海英等腕级演员斩获华语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
然后我又把跟我拍过《征服》的美工杨浩雨拉了进来，彼时他已经上了王小列的一部大戏，做了很多工作才得以加盟。
电影的真正开始是在这两个人进来以后。首先进组的几个人说实话电影经验都不多，但好处就是不讲价钱，积极性高。
我在门上贴了个纸条，"有事集中来谈，禁止闲谈"，用了三天时间拉出了大纲，制片部门和美工部门开始工作。
在拉大纲的时候，我把场景集中在了法庭，酒馆，街道，家里四个地方。
机缘巧合的是，在接这个片子前，朱宏嘉有一次请我吃日本料理，发现女人街的一个日本料理店很有日本本土风格，并且乡间感很强。我就让美工去看，美工回来也很满意，但因为实际空间不够开阔，没有机位，就决定在北影摄影棚搭景。第一个场景解决掉，按时开机没问题了。

开始初定的梅汝?人选是梁家辉，肖南人选是金城武，因为剧情要求肖南必须会日语，而金城武有日本血统，香港一个电影界的女大佬在帮助联系二人，这时传来的消息很不乐观，梁家辉因为排话剧一年不接电影，金城武也没时间。于是我就再次想起刘松仁。
刘松仁1998年和我合作过《闻一多》，关系处的不错，此时刘松仁正在无线的一个古装戏上，我对他说你必须来，这是国家大事，不许推辞。像你这样流落在外的人才必须为国家做贡献。
刘松仁说和制片方谈谈，不敢确定，因为已经正在拍了，明天给回话。后来剧组成了乱局后刘松仁很后悔，用梅汝?的一句台词"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文不对题的表达对我的不满，说我骗他来的。
刘松仁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时已经是某一天的凌晨了，他匆匆和我拥抱，两人眼里都泪光闪烁。那天刘松仁匆匆赶往机场离去，当天晚上到达焦作，继续拍摄那部古装戏。
那时，我已经成了投资人，尚欠他大部分稿酬未付。
在停机那天下午，我借的钱全部到达，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把欠他的酬金打到了他的卡上。

徐嘉暄联合了另一个台湾经纪人一起找演员，因为离开机没几天了，大部分演员还没落实，二人就自费飞到香港坐镇挨个和港台演员谈，当时忠日系很是紧张，黄秋生很犹豫，别的演员也很担心会影响日本市场，一些大牌就干脆拒绝了。
当时的条件是：1、会两种以上语言。2、气质年龄合适。3、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4、迅速签约，同时进组。5、不在乎失去日本市场。6、价钱合适，不能超预算。这样算来，能确定的演员就很少了。那几天几乎天天到晚上三点二人还在约演员谈。
这样，终于定了谢君豪，林熙蕾，曾江，朱孝天和曾志伟是最后关头我才下了决心。
确定英达很巧合，我在看资料时，忽然发现英达和倪征燠长得很像，给英达一说，英达说我也听说我们俩很像，就让我赶紧把纪录片的碟快递过去。英达看完碟后问了一下时间就答应了。
我和英达几年前就合作过。在正式拍摄时，胖子英达热的汗流如注，连连咒我，说又上你的当了，这叫什么英语？我说你可是留过洋的。英达说但没学过法律啊，这些台词相当于英语里的文言文，还是法律专业的文言文，念下来都吃力，还得背词。还这么热。
当时法庭里的气温几乎达到了四十多度。
我只能哈哈一笑，离他远点。有一天梁欢来看他，看见此情此景，心疼的差点怒了，但看在我的《征服》的面子上，没说出什么话来，只是脸色很不好看。我打了个招呼赶紧找了个借口躲开了。
英达给我说，梁欢很喜欢《征服》。
后来我想，拍一部好片子多实惠啊。
这种极其功利的卑鄙想法激励着我试图把每一部片子拍好，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对于美国演员制片人开始说他当时拍《毛泽东与斯诺》的时候用过一个，是美国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很便宜，我看了照片，太年轻。
我想起李欣在纽约读书，好像毕业后在一个电影公司工作，就给李欣打了一个电话，李欣很乐意帮忙。
李欣是北京电影学院92级表演系毕业的，未出国时是北京配音圈子的腕级人物，《天堂电影院》里的小沙瓦托就是她配的音，《卧虎藏龙》发哥的国语也是跟着李欣的录音磁带学的。很快李欣就找到了一家演员经纪公司，李欣又对经纪公司推荐的演员进行了面试，基本定下了六个人选。我选择了两个百老汇的资深演员，也演过不少电视剧的Daniel Albert Ziskie和John Henry Cox ，现在看来，这两个演员找对了，这得感谢演员出身的李欣。

我生性是个严酷的工作狂热分子，一般职员在我手下不死也得脱层皮，工作人员在梦里梦见我骂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是第一次拍电影，我变得更是如更年期的半老女人一样难伺候，先是北影厂的服装因为屡屡和我在服装质地甚至颜色细节上冲突，无法忍受我的暴躁，拂袖离去，后来临开机时才把八一厂的刘晓莉叫来顶上阵去，刘晓莉在这部戏里受了很多委屈，但这些和我无关。很对不起她。
化妆造型是中戏的化妆老师刘红曼。刘红曼是个很靠谱的女人，一段时间也是中戏男生的偶像。她在这部戏就不仅仅是受委屈了，但她没有给我发过一句牢骚，这样的女人谁娶回家是谁的幸福。
刘老师原本是《天地英雄》的化妆设计，但没等开机就退出了。这次刘老师坚持到了最后，在剧组人心浮动的时候，只有她和美工杨浩雨两人坚信我不会办出不靠谱的事情，一句怨言也没提过。

就这样，以我为主的一群准电影工作者在一种热情洋溢但颇带荒诞色彩的喧闹中一步步走向了开机的日子。

日本人、美国人和中国人

对于发生在1946年的东京审判，我们国家可以参阅的资料非常匮乏，仅有的一点也散乱在全国各地。
我工作室的策划张晓燕毕业于南京师大中文系，她第一次看了剧本后很不屑地说老高你怎么会拍这样一个戏。我告诉她说，关键问题不是你看到了什么，而是你想干什么？于是她开始拿好莱坞的事情来吓唬我，我告诉她，好莱坞的结果以及规律是牛毙的，但如果按照好莱坞的做法在中国拍电影，我敢保证既不好莱坞也不中国。橘生淮北为橘,生淮南则为枳。
虽不敢苟同我的谬论，但一副书生气的张晓燕还是开始了搜集资料的繁杂工作。在国图除了找到一些有关溥仪的资料外，其他甚少，那时候真是感叹我们国家图书馆的无知，偌大一个动辄号称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居然连与自己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资料如此寥寥，真不知我们的文化人们都在干什么？
张晓燕动用了自己的同学关系，终于历时一个月把关于这次审判的美国人的著作，中国人大而化之的学术研究，前酥连的纪实著作，以及日本人自己写的学术性著作和纪实作品找到，这其中对我最有帮助的是《日本记者团亲历记》，几乎记录下了当时庭审的所有精彩对话和当时东京民众对审判的反应。而别的，只是对主题的把握和法律程序给予了规划。前苏联的记述基本上充斥着政治标签化的曲解，不敢为凭。
那段时间就是把这些书读完也得起码一个月的时间，遑论写剧本。但我和胡老师都做到了。

在一次和梅汝?儿子梅小?见面时，我对梅小?说，我们不应该拍梅汝?传，而应该把表现中心放在整个审判上，是有梅汝?参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审判结果的东京审判，必须符合历史真实和法律真实，片子出来不能被人怀疑这是一场由梅汝?作主的审判，我们的电影往往为了三突出而死乞白列把镜头集中在一号主人公身上，把一个重大的事件让观众误解为个人行为。再者，片子不能让日本人置疑历史真实和法律真实，无论程序还是态度。梅小?同意了我的观点。

一定程度上，梅汝?的日记让我清晰了梅汝?1946年的心绪，《丧钟为谁而鸣》让我大致了解了这次审判的整个过程，而《日本记者团亲历记》让我抓住了一些细节和对话。

这次审判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人主导，是美式政治格局的平衡和美式民猪政治理念的普及，但就法律程序而言，真的是堪称二十世纪最公正的审判。
美锅人的大国沙纹主义鄙陋无疑地在天黄问题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了日本自此之后的民猪模式和国体定位。
在审判时，日本辩护团提出不懂英语和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要求盟军总部配备相关律师，一些美军律师后来成了站犯辩护团的律师，这些律师根本就不把同样是律师出身的国际检察局局长季南放在眼里，经常在法庭上大吵大闹，放肆之极；甚至有一次竟然公开置疑对东条英急的审判，声称因为盟军对东京的轰炸造成数万日本评民死亡，更不用说那两颗名字叫"小男孩"的原字弹了，应该判美君最高统帅的战争罪，矛头直指当时的美国总筒杜鲁门。
这一通折腾的结果是该律师被驱逐出法庭。
在这次审判中，经常发生美君配备的律师被驱出法庭的事情。因为美君律师太不把自己当外人看了，在法庭上恣意妄为。而日本律师乐得躲在背后，让高大莽撞的美君律师当出头鸟。
日本人阴着，美国人狂着，一唱一和，极为精彩。

刚到日本时，梅汝?曾经对美军军节youxing时看到的日本民众态度颇为诧异，可能他想象的应该是日本人民对占领君的群情激愤或者暗含杀机。
梅汝?在日记里写道：那些观看youxing的日本人脸上一点不满或者愤怒都没有，相反都是若无其事或者淡漠。要不是自哀不暇，就是卧薪尝胆。
梅汝?在日记里很奇怪战争时期，天黄一声令下，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只要一上战场，都成了毫无理性的杀人机器。但一旦天黄宣布投降，又都成了相顾漠然的顺民。

梅汝?在另一天的日记里还写道：今天早上我刚读了《时报》上转载美国一个著名政论家和远冬问题专家拉铁摩尔的文章，他警告美国人说，如果对日本的管制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就会再次独霸和操纵远冬，而象中国朝鲜菲律宾这样工业都比较幼稚的国家，根本都没有和日本竞争的可能。他相信日本在装穷装苦，其实国民营养比起上海北京或朝鲜的国民壮健的多。他主张盟君应该禁止向日本输出原料，否则凭日本深厚的工业根底，很快就会死灰复燃，置中国于不利地位。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君管制方针不至于助纣为虐，养虎遗患。
1946年梅汝?的忧虑目前已经成为了现实。

在我们开始选演员时，恰逢忠日关系剑拔弩张，日本右yi冲击中国驻大阪领是管事件就是在那时发生的，我们的日语翻译是个日籍中国姑娘，据她说日本本国人对中国目前很担忧，她的妈妈就常打电话告诉她不要出门，出门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日本人。
这种世道背景给我们选演员时带来忧虑，孰料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
比起香港演员的犹豫，日本演员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来中国演出一部审判至今牌位还放在靖锅申社的本国站犯的电影，除了价钱，没有提出任何带有情绪性或政治瑟菜的托词。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来工作，而不是来咒骂侮辱自己的前辈的。
在我们最担忧的问题上，日本演员再次相顾漠然。
并且在拍摄期间，日本演员也表现了大合民族的忍功和职业精神。

我们搭建在小汤山的法庭是严格按照东京审判的原法庭1：1的比例原样复原的，因为时间太紧，我们在进入法庭拍摄时置景工晚上刚刚刷完漆，里面气味浓烈，难以支持。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俄罗斯人只要一喊停，马上蜂拥而出。这时候只见五个日本演员直直坐着，一动不动，直到我让翻译告诉他们可以休息了才离开座位。

而养尊处优的美国人就一点也不愿意让自己委屈，有一次摄影在棚里放烟，浓烈的味道让扮演季南的John Henry Cox很不快，于是干脆拒绝拍摄，理由是不能为了工作危及自己的生命。制片主任做工作说成龙拍戏也放烟，但John Henry Cox死活不干，那天群众演员最多，后来我遭到诟病说一个镜头花了四万块钱。
一直到所有的外籍演员都以各种方式表达不满后，John Henry Cox才勉强同意上场。
他绝对不同意为了工作委屈自己。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表现了美国人的可爱。
在快拍完法庭时，还是John Henry Cox突然提出加薪，并且提高一倍，否则不拍了。这是中国演员常使的很有杀伤力的招数，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两个从来都没有来过中国的美国人怎么想出的。制片主任，翻译轮番做工作，John Henry Cox依然是死活不干。
那时我已经自己拿钱垫上维持拍摄。
但第二天我一到现场就发现John Henry Cox来了，并且衣冠楚楚。翻译跑过来对我说，John Henry Cox让她给我说，到今天为止，他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正生活在摄制组里，从此他什么条件也不再提，一定努力工作。
我很诧异，翻译悄声告诉我说她昨天晚上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他说现在是导演自己掏钱在拍，John Henry Cox的态度立马改变。
那天是John Henry Cox的重场戏，也是季南最后的阐述，John Henry Cox精神饱满，声若洪钟，眼含热泪，慷慨陈辞，指斥战犯，一镜拍完，英达带头鼓掌，全场掌声雷鸣。
那场戏在中国大陆，真的找不出第二个能如此具有震撼力的演员来，而John Henry Cox只是纽约百老汇的戏剧演员，虽演过不少电视剧，但在好莱坞，也就是演过几个配角。
我相信连北京人艺这样的老牌剧团也没有一个演员能做到。

而中国演员的表现就实在让人心寒和丢人现眼了。
法庭戏拍完的当天，那些扮演日笨站犯的京剧团老艺人们齐齐聚到剧组等着领钱，那时候投资商岳路已经几乎弹尽粮绝，每天四处找朋友借钱，岳路对这些老艺人们说实在太晚了，明天再发，一个老艺人突然拿头撞墙，声称今天不给钱就撞死在岳路面前。我来劝解，一群老艺人又开始围攻我。
艺人围攻导演几乎是我进入这个行当第一次见到。
那天晚上，岳路四处筹借，终于把那些老艺人的钱发了。
其实，每个老艺人的酬金只差几百块钱没付。

我发誓 拍完最后一个镜头

这是中国电影不能不说的疼痛。
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一连串必然结果。

记不住是哪一天，好日子一下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资金断档了。
因为制片人的九江公司一分钱都没有投入，在按照合同应该拿钱时，制片人没拿来钱。真正的投资商郑天华和后来加入的岳路甚至说只要制片人拿五十万进来，他们就继续投资，否则，停止投资。
话虽这样说，其实每天的花销还是老岳四处筹借，直到把我拉进来和他们一起成了投资人。
资金断档不怕，但你不能跑啊，将近一百口子人张着大口要钱呢！
但制片人还是跑了。因为他在淮安的债主带人逼债来了。于是他便用一种很无赖的方式把所有人逼上一条绝路，然后自己躲起来了。
可能他当时的心理是反正我一分钱没出，你们偷了钱，付出了心血，你们肯定会心疼的。他也在这么多日子的交往中看出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天塌下来来肯定会有人顶。
说实话，那时候我也想洗洗睡，我只是个打工的，我跑了，可能有人会讪笑，但没人能指责我什么。
实际上，可能剧组大家都无所谓，因为当时工作人员已经拿到了二期的钱，并且除却电影夭折这个因素外，单就收入而言，可能还很合适。
其实，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是不在乎片子怎样的，主要目的还是挣钱养家户口。

但投资商郑天华和岳路撑不住了，两个将近五十，从来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充满骗局和玄机的娱乐圈的老实人哪里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二人相继病倒，除了每天磨叨恳求让我出面找钱接拍之外，每天来回重复的的一句话就是跳楼。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撒丫子滚蛋，也可以一辈子永远不见这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呢，他们会怎样收拾这个我们电影人给人家挖掘的这个大泥坑呢？他们怎样面对公司董事会的质询？怎样面对那些债主？
他们不是有钱人，甚至可以说，他们二人的所有私人资产加起来都没我一个人多。
他们最后剩下的只是几十本样片，两手空空，如何交代？
充满骗局和玄机的娱乐圈啊！！！
我们伟大的国产电影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根本不是所谓的体制问题。


我无法抗拒这两个人的苦苦哀求，无法抗拒对拍摄心血的依恋，无法抵御这个片子最后的诱惑。
终于，我接着拍了。

2005年夏天，出奇的热。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把最后一个镜头拍完。拍完之后，扭头就走。我做到了。

我开始四处借钱，先是一个口气很大的投资商答应以购买我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版权为条件，我也答应接下来给他们公司拍一个电视剧，但对方把合同发过来时我差点气炸了，整个就是趁火打劫，三百万几乎买走我三十集电视剧全国一半的地区版权。我怒发冲冠，当即拒绝。
最后南京的中天龙和上海的三好广告借给了我钱，甚至南京连合同都没签。
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北影摄影棚，我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掉头就走。
出了摄影棚，苏新，老岳和会计等在外面。
他们刚刚从银行取来我向朋友借的现金，我叮嘱苏新和老岳按照制片主任昨天晚上拟好的单子给大家发酬金，然后就上了汽车。

这一刻，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如此艰难绝伦的拍摄过程，我一直撑着，只有两次差点掉下眼泪。
一次是朱孝天知道后面的资金全是我借来的时，跑到我跟前说，导演都借钱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感动的差点流泪。
这时，几个港台演员已经超期十几天了，并且按照合同应该付的酬金一直没拿到，他们相信我不会欠他们钱，或者他们宁可相信。



第二次是在认敏大灰堂开闻发不会时，又是朱孝天，他在发言时说我眼见了这个电影的艰难，也眼见了坐在监视器后面的导演的艰辛和无奈。


要知道，在这种人人疑心疑鬼的时候，有人如此说法，我这颗贱嘀嘀的心难免不一热，眼泪又差点掉了下来，但我忍住了。
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莽汉如果当众掉泪，简直难堪的不如找块豆腐一头撞死。
晚上我把周晓欧郭涛朱宏佳等一大群人招呼来吃饭。
他们都在电影里友情客串了角色，我一分钱也没给他们。我得感谢一下。
这是一群真心对我的兄弟。
吃完饭，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苏新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要来找我，因为我已经把按照合同该付的钱全部交给了剧组会计，由苏新监督执行。
这个电影，无论是谁，我没有欠一分钱。我答应的，全部做到了。
然后我关掉了手机，睡觉。


第二天中午，我醒来，到工作室打CS和DOD。昏天黑地，不分昼夜，直打的差点口吐白沫，眼冒金星，一出门看什么都是旋转的，躺在床上耳边全是枪声。
如是，达十五天之久。

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能听到任何关于这个电影的任何信息。不管是谁，只要一提电影这两个字，我就象一只怀春的猫被踩了尾巴一样，心里号叫一声，心脏就像被人用玻璃划了一道。
椎心泣血这句话，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写照。
我不能怨任何人，我也不能躲。
我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情。我不是所谓的电影圈里的人，我只是个傻毙。
我对朋友说，我见证的不是一个电影的诞生，而是一个电影的毁灭。


后来看到李碧华说，
［誓约］一说出口便开始为难自己的一句话。
绝妙之极！
还有两句话，一并抄录在此。
［勇敢］由三种力量驱使：（一）不小心。（二）虚荣。（三）没有后退之路。
［乐观］相信因国报映，天里循环，所有反派都没有好下场。

电影走到今天，2006年5月22日，终于在八一厂混录完成。
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我在如此的危局之上，惨淡建了一座城。